导读： 本文探讨了成人依恋访谈（AAI）在亲子心理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揭示了父母未解决的童年创伤如何像“育儿室中的幽灵”般影响当下的亲子关系。通过“Jack一家”的案例，文章详细解析了AAI编码员的客观评分与治疗师的临床直觉如何互补，精准识别出冷漠型依恋及未解决的丧失。AAI不仅能加速临床理解、揭示隐蔽创伤，其访谈过程本身亦具有治疗性，帮助父母重构心智化能力，打破代际传递的创伤循环，为建立安全的亲子联结提供可能。
一、育儿室中的幽灵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间明亮的育儿室里，一个婴儿正躺在母亲怀中。母亲轻轻摇晃着他，眼神却有些空洞。婴儿不安地扭动，试图捕捉母亲的目光，但那双眼睛仿佛望向别处——望向她自己童年时那个未曾被好好拥抱过的小女孩。
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家Fraiberg及其同事在1975年所描述的“育儿室中的幽灵”。这些幽灵并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父母自身童年中未解决的情感创伤、未被消化的痛苦记忆，以及那些被压抑的愤怒与无助。它们无声无息地潜入当下的亲子关系，让父母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童年的困境重复在下一代身上。
鲍尔比（1949）很早就指出，深入探询成人的家庭历史具有重要的治疗价值。而**成人依恋访谈（AAI）**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它最初是依恋研究领域用于评估成人心智状态的研究工具，后来逐渐被引入临床实践，成为帮助治疗师理解父母内心世界的一扇窗口。
那么，AAI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份包含18个问题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个体童年与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的关系展开。访谈会询问受访者童年时期的具体记忆：被拒绝的经历、生病或受伤时的遭遇、与亲人分离的体验，以及是否有过丧失或创伤。但AAI真正关注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讲述发生过的事”——叙述是否连贯？记忆与评价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谈论痛苦经历时，情感是否与事件相匹配？
这些看似属于表达方式的细节，恰恰揭示了一个人如何组织自己的依恋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们为人父母的方式。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在AAI中的分类可以预测其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安全性——父母的心智状态会通过日常互动，悄然传递给孩子。
二、Jack一家
Jack和Mary是一对年轻夫妇，育有两个儿子：4岁的Tommy和仅5周大的George。家庭医生将他们转介到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亲子项目，原因是医生担忧夫妻间激烈的暴力争吵以及Mary的抑郁情绪正在伤害两个孩子。
在最初的会谈中，治疗师观察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模式。第一次见面时，Jack和Mary花了大量时间向治疗师讲述他们的困境，却几乎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的存在。婴儿George被父亲托在手中，面朝外，像一个物品而非一个活生生的小人。Tommy独自玩着火车玩具，表现得异常独立——一个4岁的孩子本该渴望父母的关注，他却似乎在刻意避开父母。
当父母谈到Mary曾在Tommy两岁时离家出走长达近六个月、且从未与Tommy解释这件事时，治疗师注意到Tommy正好把火车开到了她身边。她轻声对他说：“我们在讲你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就在这一刻，Mary伸手从Jack怀中接过了婴儿George——交接沉默而机械，George的表情一片空白，没有任何被传递的婴儿通常会有的反应。
会谈中，父母描述了他们激烈的争吵和肢体冲突。Tommy开始把他的火车车厢互相撞在一起。治疗师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妈妈和爸爸在跟我讲他们吵架的事，而你用这些碰撞在告诉我你的感受。”当婴儿George哭起来时，治疗师对他说话——尽管他只有5周大——告诉他这么小却能感受到愤怒和痛苦，他的小脸涨得通红。
- 治疗的第一步是观察与连接。 治疗师努力在父母专注于向她“告解”的同时，始终把两个孩子记在心上——她通过间接的方式，让父母意识到孩子们也在场，也在感受。
- 第二步是实施AAI。 在第二次或第三次会面时，治疗师分别对Jack和Mary进行了成人依恋访谈（本文聚焦于Jack的访谈）。访谈持续约一小时，全程录音，随后转录成文字。
- 第三步是整合。 治疗师将AAI中获取的信息与临床会谈中的观察相结合，形成对家庭动力的更深入理解，并据此调整干预策略。
在Jack的案例中，AAI的实施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治疗师在访谈过程中通过反移情获得的临床直觉；另一个层面是将录音转录后，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独立编码员依据Main和Goldwyn（1998）的编码系统进行正式评分和分类。正是这两种视角的对话，让治疗师得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位父亲，以及他两个孩子所面临的处境。
三、同一个访谈，两种解读
同一份AAI转录稿，亲子心理治疗师（TB）和独立AAI编码员（MS）各自给出了不同却又互补的理解。前者带着精神分析的临床敏感，在访谈的过程中捕捉情感的流动与断裂；后者严格依照编码标准，将其归类为某种依恋模式。这两种视角的比较，恰恰展现了AAI作为临床工具的独特价值——它既是诊断工具，也是治疗性对话。
编码员：一个“冷漠型”父亲的防御策略
编码员MS在不了解任何临床背景的情况下阅读了Jack的访谈转录稿，最终将其归类为“不安全-冷漠型”，并在丧失维度上评定了“未解决”。
- 特征一：强烈宣称“正常”状态。 Jack反复强调自己的童年很正常：“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家庭，正常的父母。”然而，当被追问细节时，这种正常显得空洞而缺乏具体支撑。他说父母善良、快乐，却承认自己从不曾在受伤或沮丧时向他们求助。
- 特征二：自我依赖与情感隔离。 当被问到童年沮丧时会怎么做，Jack回答：“我不会跟我父母说。大多数事情我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甚至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情绪上沮丧过。”他能描述负面事件（如因不吃粥被严厉惩罚、邻居杀死他的小猫），却完全不去谈论这些事件对他的影响，或者他的照顾者如何回应他的痛苦。
- 特征三：伪反思性姿态。 有时，Jack看起来在认真反思。当被问及父母是否争吵时，他说：“我们从来没见他们吵过架，也许他们吵过，但我没看见，你明白吗？”他使用“也许”“你明白吗”这类词，似乎展现出开放和灵活。但编码员注意到，这种姿态并没有真正通向理解——它更像一种表演，用来掩盖他无法整合矛盾信息的困境。
- 特征四：未解决的丧失。 Jack童年时一位姑妈去世了。他描述道，葬礼后他在浴室里看到了姑妈，还告诉母亲“我看见她了”。母亲否认后，他仍然坚信自己看到了，此后还满屋子寻找她。这段叙述中，他并未将这一经历归为小时候的想象，而是以成人的口吻坚持其真实性。在AAI编码中，这种无法区分幻想与现实的表现，指向了“未解决状态”——过去丧失的创伤未能被消化，仍在干扰当下的心理功能。
- 特征五：自我责备与理想化。 Jack描述父亲很严厉，因为他会用皮带打孩子们。但他随即补充：“那是当时大多数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很不守规矩的孩子。”他通过将暴力正常化、甚至责备自己来维护父亲“好”的形象。这种策略让他免于直面被父亲伤害的痛苦，却也让他无法真正理解：一个孩子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惩罚。
治疗师的视角：在访谈过程中感知的裂痕
治疗师TB亲身实施了与Jack的AAI。她注意到，Jack在回答某些问题时生动具体、情感鲜明，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异常平板、几乎没有情绪波动。这种不均衡让她感到困惑。
- 反移情的线索。 在访谈过程中，治疗师的感觉在异常投入和困惑之间来回摆动。有时，她觉得被Jack的故事深深吸引；有时，又感到他仿佛脱离了现实，陷入自说自话的反复思索。她发现自己想要“把他拉回正轨”——这种想要带来秩序的冲动，可能正反映了Jack自己内心缺乏整合的状态。
- 记忆与情感的断裂。 Jack能讲述童年被送到祖父母家的经历，却无法描述当时的感受；他能提到与上一段婚姻中两个孩子疏远的痛苦，却似乎无法将这种痛苦与当下对待Tommy和George的方式联系起来。治疗师从Jack的叙述中听到了情感被隔离的信号——创伤事件被记住了，但与之相伴的情绪却被切除了，仿佛那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
- 对孩子需求的误解。 Jack将母亲描述为“善良”，却承认自己从不在需要时找她。这让治疗师开始思考：他声称理解孩子需要父亲，但这份理解究竟是来自情感共情（“我知道你有多需要我”），还是来自理性上的正确回答（“我应该这样说”）？这个区别，关系到Tommy和George能不能真正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的港湾。
- 未说出口的愤怒。 Jack在AAI中对童年经历保持了令人不安的平静。然而，在家庭会谈中，他对Mary却充满指责和愤怒。治疗师推测，这种被压抑的、指向原始养育者的愤怒，被转移到了伴侣身上——而那些幽灵，也就从过去飘荡到了当下，在家庭争吵的硝烟中若隐若现。
两种视角的对话：互补而非矛盾
编码员的分类告诉治疗师：Jack的依恋策略是冷漠型的——他通过不去感知痛苦，来保护自己不被痛苦淹没。但这种防御是有代价的：他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情感上的脚手架，因为他自己从未体验过被稳稳接住的感觉。
治疗师的过程体验则告诉她自己：Jack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漠视者。他在某些时刻是鲜活的、有情感的，甚至在谈论与较年长孩子的分离时突然涌出泪水。这提醒治疗师，在临床工作中不能仅仅把Jack看作一个“分类”，而是一个在防御与渴望之间摇摆的真实的人。
核心矛盾得以浮现： Jack同时持有两套关于依恋的参照框架。一套框架里，他珍视关系、为丧失感到悔恨；另一套框架里，他漠视童年、否认过去的影响。这两种声音在他内部并存，彼此冲突。而正是这种未整合的状态，让他在成为父亲时显得犹豫、疏离、时而让两个孩子感到抓不住他。
四、回到育儿室：AAI如何改变了治疗进程
理解了Jack的AAI之后，治疗师重新审视了第一次会谈中那些曾经令人费解的瞬间，答案逐渐清晰起来。
- 关于分离的沉默。 Mary在Tommy两岁时离家出走六个月，回来后从未与孩子谈及这件事。Jack在AAI中为他自己的分离（童年被迫与父母分开、成年与较年长孩子疏远）也无法提供一个连贯的叙述——没有当时发生了什么、我是怎么感受的、后来我是怎么理解的。当一件事无法被讲述、无法被理解时，它只能被行动化。于是，分离在他们家成了一个不被谈论、却不断重复的主题。
- 交接婴儿的盲点。 在会谈中，Jack和Mary交接婴儿George时毫无情感交流，仿佛在传递一个物品。这不仅仅是父母之间的冷漠——更深的含义是，George作为一个有感受、有偏好的小小的人，并没有真正进入父母的心智。他是否感到安全？他是否因离开父亲的怀抱而不安？这些念头，似乎没有在父母那里注册。而AAI告诉我们，Jack自己童年的情感需要也从未在他父母那里被注册过——他学会了不需要被看见。于是，他也在无意识中“看不见”自己的孩子。
- Tommy的过度独立与绝望的哭泣。 Tommy在父母激烈争吵时埋头玩火车，不哭不闹，没有求助——这是一个4岁孩子在用假性成熟来保护自己。但到了会谈结束、需要收拾玩具离开时，他爆发出的哭喊远超出了正常程度。那不是因为没玩够，而是因为分离——哪怕是暂时的、明明还会再见的分离——都触发了这个家庭对“被抛弃”的核心恐惧。治疗师在AAI中看到了Jack对丧失的未解决状态，于是理解了Tommy的痛哭背后是什么。
有了AAI的信息，治疗师明确了自己的临床方向：她需要成为这个家庭的“心智化代言人”——代替父母去看见、去说出、去命名那些被忽视和否认的情感体验。当父母无法共鸣孩子的痛苦时，她替他们共鸣；当夫妻无法讲述自己的分离经历时，她邀请他们尝试讲述；当幽灵在育儿室中游荡时，她用语言让它们现形、被看见，从而逐渐失去那些无声的破坏力。
五、AAI在临床情境中的应用价值
回到本文开头的育儿室中的幽灵：AAI并不能驱赶这些幽灵，但它能帮治疗师和父母一起认出它们、叫出它们的名字。当幽灵只是一个模糊的、令人恐惧的存在时，它能控制的远大于它的实际分量；但当它被语言捕捉、被放置在父母人生的叙事中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理解和整合的经历。
通过Jack一家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AAI在亲子心理治疗中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层面的应用价值：
- 第一，加速临床理解的进程。 在传统的动力性治疗中，关于童年创伤和依恋模式的关键材料往往需要在自由联想中慢慢浮现，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而AAI在治疗初期就能系统性地引出这些材料，帮助治疗师更快地形成对家庭动力的假设。
- 第二，揭示隐藏的丧失与创伤。 Jack在初次会谈中没有主动提及姑妈的死亡、与较年长孩子的疏远、以及童年被送到祖父母家的经历——但AAI的提问框架直接触及了这些内容。很多父母并非有意隐瞒，而是“未解决”本身就是一种遗忘与回避。AAI的结构化询问能够绕开这些防御，让治疗师看到全貌。
- 第三，两种视角的整合为治疗提供多维地图。 编码员的评分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坐标系，帮助治疗师确认自己的临床直觉是否可靠（例如，编码证实了Jack确实存在未解决丧失）；治疗师在访谈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则提供了坐标之外的纹理和细节——那些矛盾、挣扎和未被完全关闭的可能性，正是治疗可以着力的地方。
- 第四，AAI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性对话。 对许多父母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被一位专注的、不带评判的成年人倾听自己童年中那些破碎而痛苦的经历。这种被倾听的体验本身就具有修复作用——它示范了一种心智化的关系模式，让父母在潜意识层面上学习如何成为自己孩子的情感容器。
- 第五，注意事项与局限。 并非所有案例都适合在治疗初期实施AAI。对于刚经历严重抑郁或精神病性发作、或正处于产前最后阶段的脆弱个体，AAI可能会激发过于强烈的痛苦材料，不利于其当下的心理稳定。临床工作者需要根据个案情况灵活判断。此外，治疗师必须警惕：AAI中带来的材料不意味着患者已经准备好处理这些材料，诠释的时机仍然需要慎重把握。
在亲子心理治疗的领域中，AAI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将实证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搭建了起来。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到代际传递的模式，临床工作者可以从中听到一个家庭沉默的叙事，而父母本人——如果治疗师引导得当——可以从中重新认识自己，并开始理解：那些看不见的幽灵，其实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过去，在请求被看见、被理解、被安放。
当一位父亲能够在治疗中说出“我当年从未被安慰过，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安慰我的儿子”时，那堵漠视的高墙便开始出现裂缝。而裂缝，正是光可以照进来的地方。
参考文献
Steele, M., & Baradon, T. (2004). Clinical use of the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in parent–infant psychotherapy.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Infant Mental Health, 25(4), 284-299....